来源：人民网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历史宏愿的进程中要承担新的使命和任务。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国企改革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指出，要全面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好中央企业的带动和牵引作用。“十四五”国资央企要实现“五个新”和“一个总目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建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已经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在新发展阶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的基本条件，具备了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基础。

　　从国有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效率看，截至2020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18.3万亿元，2020年的营业收入为59.5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了3.5万亿元，“十三五”时期的年均增速分别是12.7%、7.4%、10.7%。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连续突破50万亿、60万亿关口，2020年底是69.1万亿，年均增速达到了7.7%。

　　从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看，截至2020年底，先后完成了12组24家中央企业的重组，有力推动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集中，促进了相关行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缓解了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等问题，提升了中央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央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标准、行业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从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看，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都得到实质性提升。中央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15年的2.16%提升到2020年的2.55%。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取得了一批世界级科技成果，增强了我国综合实力，涌现出一大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成果，打造了一批高水平科技平台，集聚了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未来发展积蓄了创新后劲。

　　从国企改革成效看，取得多项历史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得到根本性加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从根本上得以确立;首次实现了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有效解决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一刀切”问题;总体解决了企业办社会和历史遗留问题，使国有企业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积极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深化企业薪酬分配市场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有效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本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看，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推进国资监管职能转变，动态调整权力和责任清单，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产业集团“一企一策”实施授权放权。实施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监管，更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始终将自身的发展使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国有企业日益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企业具备了为中国人民“强起来”做出巨大贡献的更为充分的条件，国有企业自身需要有更加强烈的使命感。

　　现代企业管理学认为，使命是企业组织存在的理由，使命决定战略，企业组织基于战略进行有效运作，在市场中计划运筹、组织协调各种资源，最终实现自己的使命，这是企业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仅仅把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经济人”特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组织，企业就很难做大做强做久。卓越的企业从来不把营利作为终极使命或者唯一目标。营利只是企业发展的手段，企业必须有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崇高使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更应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国家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有企业存在的终极使命。

　　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聚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肩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全面准确认识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科学内涵，通过创机制、激活力、谋战略，在全面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育先机开新局。

　　第一，国有企业应聚焦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而自立自强的关键在于科技的自主创新。在新发展阶段，科技自立自强是“十四五”规划的首要任务目标。“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为“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面对众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薄弱问题，国有企业必须围绕原创性技术创新进行更多资本布局，在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进行科学战略部署，强化基础研究投入，提高高级技能工人占比，完善科技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机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要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平台，组织协调各方力量攻克战略性、基础性、共性的技术问题，提升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效率，使得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真正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创技术策源地。

　　第二，国有企业应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的治理能力提升。从供给侧看，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低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在全球分工更加精细的背景下，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一个向高附加值延伸的过程。从国际经济循环角度看，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还处于中低环节，对全球价值链治理还缺少话语权;从国内经济循环角度看，总体上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处于中上游地位，对产业链供应链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主要是基于资源导向的，不是基于创新导向的。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中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国有企业就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流程或者工序升级、产品升级、价值链环节攀升，或者企业功能升级、价值链跃迁等方式来提高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完成从基于资源优势控制产业链向基于创新能力控制产业链的转化。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在准确把握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分布和关键技术现状的基础上，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央工业企业应在生产制造层面搭建要素集成、技术创新、流程优化、人才培育的专业平台，提升中国的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成为真正意义的基于创新能力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链长”。

　　第三，国有企业应聚焦促进共同富裕和满足人民对于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有能力满足自身的需要，且社会能够产生相应的供给，提升内需才能够不断实现，从而畅通国内大循环。一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居民的消费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内需潜力。国有企业吸纳大量居民就业，从多方面影响收入分配体系的构建，对形成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消费体系对于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牵引效应。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中期阶段，居民消费快速转型升级，但是长期以来制约消费体系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且日益凸显，严重抑制了消费转型升级潜力的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对于形成新型消费体系意义重大，是我国促进消费品质升级、消费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应积极思考如何更好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健全国有企业内部激励分配机制，合理参与社会收入再分配体系，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形成国企样板，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相关国资国企监管机制应充分适应这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国资国企还应主动布局人民群众关注的消费领域和消费环节，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以构建新型消费体系为契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第四，国有企业发展应聚焦在更好“以内促外”中发挥作用。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两头在外”国际循环带来的问题，以及我国国内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各类条件的变化，国有企业必须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动适应和创造市场需求，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持续改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能，在更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外部技术的主要力量，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有企业要成为“以内促外”的重要主体，通过加大开放合作力度，积极落实国家对外发展战略部署，坚定不移深化对外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国有企业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超过3400个，“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实现海外营业收入超过24万亿元，对外投资收益率达到6.7%。在外部发展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国资国企应该也必须在共建“一带一路”、完成“碳中和”目标等问题上发挥更好的作用，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提高运用和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

　　【责任编辑：赵艺涵】